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但是，宇宙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是人们所无法彻底解读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长时期的观察和实验而揭示其基本规律，但我们却无法揭示所有可能导致事物发生根本变化的细部因素，也无法预测何时何处会有突发事件，而这些细部因素和突发事件往往改变我们所认为的事物发展的正常轨迹。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的理论和制度都会有不完善——比较完善——不完善——比较完善……这样一个渐进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完善是绝对的，完善只是相对的。所以，理论和制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当比较完善的时候，决不能以为到了顶峰”；当不完善的时候，决不能以为已经垂死”。马克思主义如此，毛泽东思想如此，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如此，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同样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一旦制定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可以管得了永久。
我们现在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说明我们看到了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不完善并非人为造成的，有的是因为受时代的限制而不完善，有的则是因为形势的发展而使它不完善。这就需要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进行分析。
过去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称爱国民主人士)，有他们自己的主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实业、乃至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的政治目标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政治纲领相一致，又因为他们受到国民党独裁政府的打击和压制，故而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同盟，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说与民主党派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不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动向。
其一、由于有共同的政治目标，由于都在反帝、反蒋中付出了代价、作出了贡献，所以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共同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严格地说是一个联合政府。一些统一战线的研究者们常常说到，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有多位副总理和部长是党外人士，有人甚至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多党合作。但他们在说到这一事实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忽略下面一个事实：既然是联合政府，里面就既有联合、也有斗争，就都希望扩大自己在这个政府中的份额，一些民主人士是这样，一些共产党干部也是这样。这其实也为后来的反右斗争”埋下了隐患。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处理许多问题上往往是走极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二，由于还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由于许多民主人士还停留在三民主义”及其他主义，所以共产党帮助民主人士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让他们熟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即希望不仅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由同路人变为一家人。当时有许多党外人士是抱着虔诚的态度投入到这一改造中去的，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也有不少民主人士对此表示不理解，而新政权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以及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身上所表现的非科学倾向，更强化了他们的不理解。于是，共产党一进行开门整风”，各种不同的声音乃至激烈并走向反面的声音就出来了。
这是半个世纪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特点，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上合作并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但是，五七年的反右”中止了这一过程，它既伤害了许多民主人士，也使共产党的声誉受到影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受巨大灾难。但我始终认为，在这场灾难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一些民主人士”也要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承担部分责任。如果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就不是真正地认识这场运动，也不可能真正从这场灾难中汲取教训。
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了极大的变化。包括离开领导岗位的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等，以及他们同一代或下一代的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我认为已经不能称之为民主人士了。其一，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的信仰，和同时代的共产党员一样，已经不是三民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他们与共产党不仅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其二，他们参加民主党派，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的甚至是本世纪的事情，虽然情况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或者本身就曾经是共产党员，或者曾经是入党积极分子，至少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他们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在与敌斗争中获得的，而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贡献而获得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与当年的民主人士不同，他们和本来就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故不存在与共产党既联合又斗争的问题。
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需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重新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已经做了并正在作出多种努力，但由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变化，我认为这不利于新形势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统一战线应该是对外而不是对内，适用于统一祖国、建立海外统一战线。既然现在民主党派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是内部问题，那么就不存在统战问题，应该建立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应新时期的新形势。也正是因为这一基本框架没有解决，所以造成了一些问题，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一方面，党中央的不少决定在向全党公布之前，就和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气，征求意见。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下达的文件却是党内党外不一样，这就容易造成隔阂。又如，民主党派在发展成员时的名额、身份限制，以及要经过所在单位统战部门进行考察，其初衷是好的，却容易引起误解甚至被人曲解，容易将我军”演变成友军”。
我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其人格魅力和凝聚力主要是建立在坦诚相待、肝胆相照上，而不只是建立在给对方以政治待遇和物质条件上。因为任何政治待遇和物质条件都是有限的、暂时的，甚至会因为引发了人的欲望的膨胀而走向反面。但坦诚相待、肝胆相照的力量却是无限的，是永久的，是可以使人舍身相报的。所以我认为，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给予党外知识分子或新的社会阶层以政治待遇和物质条件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将他们视为自己人，而不是友人或客人。
同时，民主党派的定位也要明确。作为参政党的中国民主党派，决不应该是执政的共产党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国家、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或党外干部，虽然仍被视为统一战线的对象，但更应该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我认为：
第一、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既要和共产党员一样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又要通过自己的优势，影响和自己有联系人们，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曾在多种场合反反复复陈述一个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三十年，政治的宽松、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十分珍惜这种好的形势和好的发展势头。我觉得，客观事实也表明，这番话由我这种身份的人说出来比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说出来要有力量得多。
第二、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摒弃患得患失的心理，真正有报国之心，采用适当的方式而不是意气用事，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认识。我也在很多情况下指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都是长官意志，都是人治而非法治，这是巨大的政治惯性和文化惯性。既然中国历史选择了这一方式，就说明它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与此相关，但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经济上的倒退也经常因此而起。每一次大的动荡，都是对社会财富和生产积累的巨大破坏，都必须经历几十年的治疗”经济又回到原点，重新发展，不少创造也因此永久消失。在今天的国际潮流中，中国的国家政治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但也不能不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地推进民主与法制，从制度上铲除腐败的土壤，这样才是真正保护干部、维护我们的事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强调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同时，不能不看到，由于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某些人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疑虑，这同时连带到对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道路的疑虑。这三个因素，一个是外部的，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第二个是内部的，即某些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并不了解他国国情的人士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向往；第三个是也内部的，包括党内的腐败问题、决策失误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等。
这三个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第一个因素，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样，都是全人类的财富，但它也有自己特定的适应国度，并非适应所有的国家，如同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未必适合美国一样，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也未必适合中国。关于这一点，要用适当的方式反复向全体人民进行阐释，而在这方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应该起更大的作用。
对于第二个因素，我所担忧的是，现在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比较热心于发展自己党派的组织、为党派成员争取职数，但对成员的献身精神教育和国情教育则相对薄弱，而这又与第三个因素直接相关。
由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巨大缝隙，使得一些实权官员、吏员(在这里特别要提出吏员”即具体的经办人员)及其亲属不仅早已丧失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反而利用计划经济的特权、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侵吞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这些实权官员、吏员大多是共产党员，所以被说成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而由于我们国家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这些现象不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比较难被揭露或公布真象。但今日媒体众多、网络发达，许多小道消息”由过去的口耳相传发展到报纸披露、网上散布，真假混杂，严重地扰乱了民众的思想。但这既不能责怪媒体和网络，也不能责怪民众，因为我们缺乏实现民众知情权的正常渠道。
对于上述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人均GDP危险线规律，以作为解释。但这一解释是乏力的，我们老说不走别人的老路，但在这一问题上为什么要走别人的老路，甚至走得更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一个更加危险的现象，过去人们说到腐败，往往是义愤填膺，但这几年似乎淡漠了。淡漠的原因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太普遍了，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体制问题。作为执政者，最大的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让所有的人至少是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自己受到了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否则，就容易遭受质疑。
中国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最后都集中到了政治体制上。既然人人都认识到体制问题不解决，其他所有的措施都是在治标而未治本，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体制的改革却一直难以推行，至少是一般的民众感觉不到有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怕影响大局，怕影响中心工作。中国生存环境严峻、内外矛盾复杂，一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容易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而中国又是不能乱的，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人人都担忧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利益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包括个人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党派的利益、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要放弃既得利益却是十分艰难的，但为了整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的时期就必须放弃某些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胜利过程中，新教徒的自我牺牲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又何尝不是这样，它的成功和成就是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献身的结果。
改革开放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需要每个人特别是改革者及其家庭成员在考虑个人问题的同时，关心他人的利益、关心国家的利益、关心人民的利益。而这种关心，既要靠自觉、靠自律，更要靠制度限制、民主监督、法律制裁。试想，如果改革者首先谋取的是自身的利益，或者主要的利益由改革者或其家人先行瓜分，那么，改革的成果怎么可能被广大民众所认可？
曾有一位教师对我说，现代社会的管理理念是鼓励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当时问他，当你的利益最大化时损害到他人利益时，怎么办？当他人利益最大化时损害到你的利益时，怎么办？这里应有一个原则，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要有制度进行保障。这其实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亚当·斯密早在百年前就指出：经济人是自利的，总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又应该是理性的，在自利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这一切又有待于良好的法律和制度。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而努力，乃是各民主党派当前的重要使命，也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任务。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存在和传统文化、一味强调与国际接轨”乃至全盘西化”，否则，只会旧的制度被打破而新的制度难立，引发国家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