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一批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影响，积极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的锻炼和洗礼中，他们民族意识觉醒，历史使命感增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继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之路，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优秀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文化运动对少数民族先进分子产生积极影响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动了一场新的斗争，即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思想、道德、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大力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在黑暗的中国掀起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浪潮，人们开始挣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这种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民族地区的人民在思想文化上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影响和触动。

新文化运动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大致通过这样两种渠道进行：一是少数民族青年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读书，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如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土家族青年赵世炎在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学习，回族青年马骏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回族女青年郭隆真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上学，水族青年邓恩铭在济南省立一中学习等等。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在学校里受到新知识新思想的熏陶，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带回家乡，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使得新文化运动经过他们的桥梁作用而影响到民族地区。二是《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辗转输入民族地区，促进了民族地区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新青年》出版以后，在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或接近少数民族的地方，如西安、兰州、成都、长沙等市和云南、贵州、吉林等省都先后设立代办处，为《新青年》输入民族地区提供了方便。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还办了不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这些刊物常转载《新青年》的重要文章，为新文化运动输入民族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云南的《救国日报》、四川的《商务日报》、《川报》等。同时，随着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新思潮的影响，民族地区开办了许多新式的中、小学校，有的地方还办了一些女子小学和高等学校。而且，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文化教育也对原有陈腐教育内容进行改进，加进了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内容，以对抗腐朽的封建文化。以《教育部公布蒙藏学校章程》为例，所授课程除汉文、蒙古文、藏文、修身、本国地理历史外，还开设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博物、外国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图画、体操、手工、乐歌、法制、经济等课程。学校的建立和教学内容的改进对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培养、造就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成长，马骏、郭隆真、邓恩铭、赵世炎、荣耀先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回族青年马骏，吉林省宁安人。1915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难当头，群情激愤，马骏和周恩来等同学奋起抗争，成为南开中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马骏假期回家，在清真寺、学校等处召集群众，宣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行，并带领学生唱《勿忘国耻歌》，穿上长袍马褂，亲自导演新剧《一念差》，讽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他还在省立四中的毕业式上，作题为《中国现代青年学生出路》的讲演，把中国比作一只老绵羊，列强们都来宰割。反动政府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送给外国人，要想收回这些土地，就得人人爱国，青年学生念书求知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中国，为国为民挽救社会是青年的责任。

回族女青年郭隆真，河北大名人。受新思潮的影响，1909年在父亲的帮助下，她在自家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给学生讲算术、语文，向学生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并教她们唱反封建的歌谣。为扩大学校的影响，她还勇敢地在大街路口张贴广告：中华民国告成，专为女子启蒙。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入学一律欢迎。”在她的不断努力下，学生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称赞，得到比较开明的省里负责教育事务官员的特别嘉奖，并于1913年被选送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上学。在女师读书期间，郭隆真阅读了许多书刊，特别是《新青年》杂志，深深地吸引了她。1917年，郭隆真接连收到几封母亲病危”的家书，她赶回家中，原来是要她和早已定亲的男方完婚。面对这种情况，她对封建包办婚姻进行勇敢的反抗：出嫁时身穿学生装，卷起轿帘坐花轿，到夫家后大大方方走进去，向新郎和客人们发表演讲，控诉封建婚姻的罪恶，宣传婚姻自主，然后理直气壮地离开了夫家，坐船回到天津。回到学校后不久，她就带头剪了短发，当时的天津还很少看到剪发的女子。郭隆真勇敢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和剪发的举动，在当时的确是了不起的革命。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开始觉醒的郭隆真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她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贵州荔波水族青年邓恩铭，1917年9月随叔母来到济南。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邓恩铭进入一中，顿觉耳目一新，科学”、民主”，这些新鲜的字眼在一中校园中传播。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知识界都在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中国的命运。邓恩铭在学校里常和同学们议论时事，对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思考救国的道路。他的议论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因为他在家乡时就和较进步的高梓仲老师以及留学日本而具有爱国情感的高东新老师来往密切，养成了对新事物勤于思考的习惯。1919年春，他开始钻研《北京大学日刊》，并把《日刊》中反映的新思想讲给同学们听。

四川土家族青年赵世炎，1915年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在附中”念书的几年里，是他政治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他开始以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份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政局极其混乱，首都北京在辛亥革命后仍处于军阀们争权夺位、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所欲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他认为：尊者尸位、富者尸财，专欲于己，泽不及人。固以为权所有而所应享者也。圣人耻之，故宁薄己以厚人。”主张尊者不尸其位，富者不尸其财”。另一方面他又说窃观社会事业，力薄者易毁，力厚者易成。力何以厚？厚于集而已。社会集众而成。则所以保持之者，亦秉于众”。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促使他对政治时事十分关心。每天课余，他总到图书馆阅读报纸，细心研究国内外政治消息，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1917年，通过三哥赵世炯，赵世炎认识了王光祈、周太玄以及正在同他们一起筹办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同志。从此，赵世炎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投入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的许多活动，高师附中、北京大学及其它中学都是他活动的范围。叙府会馆”是他组织活动和联络进步青年及四川同乡的通讯中心。

蒙古族青年荣耀先，1918年来到北京蒙藏学校读书。在校期间，他经常去北京大学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教授的讲演，并在学校内秘密传阅《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书刊。要求民主自由、反对旧礼教、发展科学、振兴中华的思潮影响着他和其他进步的蒙古族青年们。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自发地组织学生会，荣耀先被推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出墙报，办刊物（如《蒙古前途》），举办演讲会，开展各种活动。

还有在广州求学的云南白族青年张伯简，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云南白族青年施滉以及土家族女青年向警予、壮族青年韦拔群、蒙古族青年多松年等，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他们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和报刊，直接接触社会实际。面对武人横行”、国步维艰”的局面，他们的思想发生着重大变化，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些少数民族的先进青年在新式学校教育的熏陶下，追求科学，追求真理，把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救国思想迅速地传播到自己的家乡，为民族地区接受新民主主义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使得自己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为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同全国爱国青年一样，少数民族中的爱国青年学生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成为运动中的急先锋和首先觉悟的分子”，起了带头作用”。

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荣耀先，做事果敢、思想敏锐、组织能力强，是当时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被推选为蒙藏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14个大专院校学生代表的集会，共同讨论部署了举行游行示威的行动计划和准备工作。会后，他和王祥、巴文峻、孟志忠等人带领学校的进步师生，奔向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各大院校的爱国师生汇集在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6日，蒙藏学校全体师生致函北京《晨报》，陈述爱国主张：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及殴打章宗祥等举动，实属爱国热忱所激”，鞭挞了反动军阀政府拘捕爱国学生的暴行，并郑重表示：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份子”，定要肩负起国家兴亡之职责。

正在北京国立高等师范附中念书的赵世炎，同样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他大声疾呼：日本人强占了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5月6日，赵世炎作为高师附中的代表出席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会。5月7日，附中学生会成立，赵世炎当选为干事长，负责组织和领导高师附中的罢课、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抵制日货等活动。在运动中他遇事不慌张，待人说话和气，不骄不躁，深得同学们的信赖和拥护，大家常以及时雨大哥”称呼他。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以回族青年马骏、郭隆真、刘清扬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青年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开展罢课、示威游行、敦促商界罢市、带领天津各界代表赴京请愿、领导津京学生声援山东惨案、要求惩办回族败类马良等爱国活动。南开中学的马骏和同学们到各学校奔走联络。6月5日，学联在南开学校广场举行爱国运动大会，马骏带领与会者宣读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会后举行示威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马骏以高昂的爱国热情、高超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中极受青年学生们爱戴的领袖之一。他带领青年学生讲演队，每天散布在街头巷尾，向全市人民历数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强迫签订二十一条”及强占青岛领土的种种罪行，呼吁人民要团结起来救国爱国，抵制日货。在天津的两次罢市过程中，马骏都被推选为代表，并在第二次商会违誓、私自开市的情况下以头击柱，情愿牺牲”以激商人罢市。最值得一书的是马骏在北京请愿时在天安门坚持斗争3天，由此赢得马天安”的雅号，他在五四爱国运动浪潮中的出色组织能力和临危不惧的英雄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隆真，于5月5日在女师迅速召开各班积极分子会议，首先倡议组织妇女爱国团体，以响应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6日下午，郭隆真又主持召开各班同学代表会议。在会上，郭隆真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列举一些国家的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沉痛教训，并大声疾呼：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刘清扬和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为评议委员，邓颖超、郭隆真为讲演队队长，负责组织讲演工作。会后，郭隆真和邓颖超、刘清扬、张若名等人立即行动，带领同学们上街演讲、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印发传单，还出版《醒世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成为天津爱国运动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后来她们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婚姻自由”等主张。在整个运动中，郭隆真一刻不停地为爱国运动奔走呼号，被推为请愿代表，两次到北京请愿。

在济南，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立即激起山东各族人民更强烈的激愤和切肤之痛，山东各族人民立即投入爱国斗争：在济南省立一中读书的邓恩铭，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洪流中被推举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担负领导济南一中学生运动的责任。5月7日，他率领一中学生参加山东各界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5月10日，参加济南各校学生大会和统一罢课行动；6月10日，邓恩铭带领一中学生冲破军警封锁，向日本人比较集中的商埠区进发，劝说商界罢市，抵制日货。邓恩铭不断奔走于学联和一中自治会之间，传达、联系、指挥，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7月21日，他们和回族爱国人士马云亭等人带领的回族民众及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砸毁了亲日的《昌言报》馆。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爱国青年，邓恩铭一直带领省立一中的学生站在爱国运动斗争的前列。

此外，在北京清华学习的施滉，在湖南溆浦教书的向警予，在内蒙古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的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等，在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的韦拔群等，都以高昂的斗志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们通过发动组织学生、召开座谈会，走向街头讲演，在军中秘密散发传单等各种斗争形式，向各族群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支持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由上可见，同全国爱国青年一样，少数民族中的爱国学生也是首先觉悟的分子”，他们站在五四运动的前列，起着带头作用”。

五四运动锤炼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革命骨干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少数民族青年茁壮成长。他们和全国爱国青年一样，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日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大多成为少数民族中的革命骨干分子。

马骏在第二次去北京请愿被捕获释后，和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等商量把学联”（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9月16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里，他们宣布觉悟社正式成立，并出版《觉悟》杂志。觉悟社研究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快便成为当时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在《觉悟》杂志第一期上，有马骏写的署名二九”的寓言诗《一个小蜘蛛》，他以蜘蛛结网永久不息地努力！努力！”等诗句，赞美蜘蛛不知疲倦的顽强精神，鼓舞人们不屈不挠地斗争，坚信未来一定会胜利。1920年1月，马骏率代表到没在天津的直隶省公署请愿查封日货，再次被捕。在狱中，敌人为离间学生领袖，把他单独关到一处条件较好的房间，并让其父来劝他。他对父亲说：国家将亡，谈何读书……大家同为救国，理应奋斗到底，如中途止步，必成爱国大众之罪人。我想家父也不愿意我成此罪人。”其父被儿子大义凛然的精神所感动，欣然表示支持儿子的革命活动。马骏在狱中还带领大家有计划的学习，为了革命斗争，每天锻炼身体，做体操。他性格开朗，很少忧愁，谈笑自若，充满胜利的信心”。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和锻炼，马骏很快成熟起来。1920年，马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在被党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时，和韩铁生等人组织救国唤醒团，利用《晨光报》宣传革命真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情况。他在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成为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马骏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英勇就义。

水族青年邓恩铭经过五四风暴的洗礼，深刻认识到要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需要组织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以便团结知识界，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进行斗争。1919年11月21日，他与王烬美等进步青年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为宗旨，仿照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了研究新思潮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并被推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励新学会经常研究新思潮，邓恩铭在学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热烈发言，介绍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同情。1920年10月10日，邓恩铭在省立一中校刊上发表《灾民之我见》一文，提出：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最后指出要有彻底的觉悟”，并进一步就社会和民族问题的根源发表议论：世界上的人，无论哪一种哪一族，彼此都是一样的人，贫富不均就是因为军阀、官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这里他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了贫富不均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号召劳动人民起来与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作斗争。这说明邓恩铭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社会的认识有了飞跃进步，认清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方向。励新学会得到了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1920年冬春之交，邓恩铭和王烬美等人联络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组织了山东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他是其中的领导者之一。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烬美作为济南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此后，山东第一个党组织———中央直属山东区支部建立，邓恩铭是支部领导人之一，主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工运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捕遇害。

壮族青年韦拔群、满族青年关向应等和马骏、邓恩铭一样，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多松年、乌兰夫、李裕智等人在五四运动后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在蒙藏学校直接受到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的关怀和指导，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蒙古人民中的革命先锋。而以土家族女青年向警予，回族女青年郭隆真、刘清扬，白族青年张伯简，土家族青年赵世炎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追求真理则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实际接触法国工人和华工，学习各种新学说，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比较、鉴别和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日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赵世炎在创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中起着核心创始人的作用。回国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向警予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和先驱。

总之，五四运动影响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得到了锤炼和启迪。后来，他们和全国革命青年一样，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创办刊物，组织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日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少数民族革命骨干，在建党初期开展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